中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蕴涵着无限丰富的文化宝藏和难以穷尽的精神资源。从不同的角度审视,自会有不同的发现,不同的收获。田文棠先生的新著《中国文化的整合与认知》一书(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8年9月出版),就是选取新角度,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力作。和那些用静态分析方法考察中国文化的视角不同,该书的突出特点是选取动态视角,即从文化整合和文化认知两个角度,观照传统文化。通过这两个视角的考察,作者提出了自己关于中国传统文化结构模式的新见解。
文化整合是文化发展中不同个性文化相遇、相处时相互交流、吸取、融合而逐步趋于整体化的运动过程,它是与文化分化现象相对应的运动现象。中国传统文化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固然有分化有整合、有矛盾有统一,“但合流交融却是带根本性的发展倾向”(该书第7页)。因此,该书以文化整合为研究视角,的确抓住了中华文化运动发展的重要方面和主导趋向。该书上篇用十一章的篇幅对中国文化整合现象进行了深入、系统的分析。既有宏观上的“提要勾弦”,总体把握,又有微观上的“探赜索隐”、具体辨析;既有对从先秦至宋明的文化整合历程的历史纵述,又有对文化整合的基本含义、社会时代依据、民族认同基础、深层心态导因以及文化整合与文化变迁关系等问题的理论探索;既有对文化整合的主线儒道互补的重点阐发,又有对文化整合的关键时期魏晋名理、玄理、佛理三家融摄协调而形成的新文化格局的突出论述;既有从地域文化(例荆楚文化和三秦文化)上进行的范例分析,又有从典籍文化(《易传》和《文心雕龙》)上进行的典型解剖。通过这种总分结合、史论统一、点面兼顾式的论述,作者深刻揭示了中国传统文化在整合中变迁、在变迁中更新的历史规律,并依据这一规律提出了当代中国实现文化转型“必须在文化激进主义和文化保守主义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以从现实的需要出发,批判继承传统文化,发挥其重视伦理的人文精神,同时,有选择地引入西方文化中追求政治民主、发展自由贸易的有用成分,并在唯物主义史观的指导下进行文化整合,以形成新的文化结构模式和文化思想体系”这一真知灼见。
文化认知与文化整合密切相关。它是指“把文化现象特别是经过长时间文化创造实践积累起来的比较稳定的深层文化因素同认识论相结合而形成的一种新的研究方向和新的认识视角”(第195页)。该书对文化认知的研究,具有鲜明的独创性。首先,它从理论高度,撰写了“文化认知简论”,对文化认知现象的性质、特征、结构、范畴等有关问题进行了系统论述,提出了一系列富有新意的独到见解;其次,它从文化认知角度探讨了认识的主体性原则。对主体认识的内部结构、多种功能、思维方式与表现形式作了深入分析,从文化认知的意义上深化了认识的主体性研究;再次,它以张载、传统医学、佛家文化和李二曲为典型代表,具体分析了其文化认知的结构,特别是他们的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从而,展现了中国文化认知的基本特征。通过这几个方面的论述,该书深刻阐明了文化认知的重要意义,它指出:科学认识、哲学认识、社会认识和历史认识诚然对文化认知的形成有重要作用,但从某种意义上说,上述认识之中都含有文化认知因素。这是因为,任何认识主体都处于一定的文化环境和文化背景之中,所以在从事认识活动时必然将其不同的文化类型和文化特质所具有的深层文化因素的认识论意义,渗透和贯注于专门科学的认识之中。“直接影响着认识的宽狭范围及其深浅程度,并使其认识的内容和体系必然带着不同的文化色彩”(第196页)。作者的这种观点,无论对研究中国哲学的认识论特征,还是对研究人们的认识活动,都具有极其重要的启示。
该书探讨文化整合和文化认知的落脚点在于对中国文化结构模式的特征、形成和演变,进行新的探索。通过对文化整合的充分论述和对文化认知的精到分析,作者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是一个以儒家思想为核心,儒道互补为主线,儒释道合流发展为基础的、多元同一的复合伦理型结构模式。”(第7页)书中对这一结构模式的各构成因素及其内在关系作了具体阐发。这种中国传统文化的结构模式论,既不同于“儒家主干说”,也不同于“道家主干说”,还不同于简单的“儒家互补说”,而是在吸取学术界研究成果的同时,根据作者多年来的思考和探索,所形成的新概括。它不但比较全面地概括了中华文化的基本结构特征,而且深刻揭示了这种文化结构模式的社会经济(农业经济)基础及其随农业文明的发展而发展、随农业文明的式微而式微的演变过程。这无疑是关于传统文化模式研究的重大进展,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更值得称道的是,该书对文化模式的研究方式不是通过孤立静止地结构分析来进行的,而是从文化整合、文化认知的矛盾运动角度来展开的。这就使文化模式研究和文化运动考察形成了一个有机结合的统一体。
总之,《中国文化的整合与认知》是一部内容充实、资料翔实、论述深入、观点新颖的佳作,它坚持用唯物史观研究文化问题,而又思路独运,它重在从文化整合、文化认知的角度阐释传统文化模式而又视野宏阔,它虽以传统文化为研究对象而又关注现实。尽管该书在内容的系统化、理论的贯通性方面尚有可完善之处,但它的开拓性学术精神、独特性学术思路、创新性学术见解,应能自立于学术之林,也当对中国传统文化研究的深入和拓展产生有力的推进作用。
(作者为陕西哲学学会会长,西北政法学院马列研究所教授)